1954年北医医疗系毕业生  陈兴安

2014年6月5日

    1956年,彭德怀元帅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 通过卫生部下令要在包括北医在内的10个重点医学院校建立军事医学教研组。我服从组织安排，于1956年4月到总后卫生部委托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举办的由苏联专家开林教授指导的防化防原子军医团队进修班，与40多名部队学员一起学习了13个月。结业后回北医不久，军事医学教研组奉命撤销，我又回到了劳动卫生教研组。

1958年国家大办原子能，北医要成立防原子专业。领导上考虑到我上述经历，又把我调出劳动卫生，负责工业卫生“102”教研组放射劳动卫生教学小组的筹备。此时，彭瑞骢书记考虑到部队所学不完全适应为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服务，便亲自同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不久的李振平老师（原北医地下党支部书记）直接联系，到他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401所）的第七研究室以及该所技安室进修5个月。回校后，彭书记指示我们“搞卫生的绝对不能脱离现场，正如同临床医生不能离开病人”。这个指示使我们终生受用。

彭瑞骢书记和原清华大学党委何东昌书记比较熟。1960年他又主动亲自出面，建立了同该校工程物理系的协作关系。1961年、1962年间，一方面由我去为该系2104专业的员工讲授放射卫生课。该系则派成诚老师到我们教研组讲授高级核物理剂量学课。1964年我和符绍莲同志应邀去清华200号，协助该反应堆建立个人卫生防护条例，皮肤除放射沾染剂的配制以及卫生通过间的设计，直至1997年清华能科院协助陈兴安负责在清华大学接待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第二常委会首次来华举行年会，成功举办,都是与彭书记的关怀与培养分不开的。

    1972年明确了小组的长远科研方向：研究稀土作业工人吸入钍的健康效应及其防治措施。1974年在北医科学研究几乎停顿、人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开始仿制美国造的呼出气中钍射气测定装置（根据一本书上的一张图片），在研究工作后期，只剩下我一个人进行试验，而且没有科研经费。需要两人操作时临时请101教研组韩旭同志协助。所用价格高达200元的大型光电倍加管，是由103教研组汪友蕃教授的科研经费支持的。800元的仪器加工费，钢铁研究院的工人师傅得知我们的研究是为工人健康服务的，就一分钱都没要。更为难以置信的是，这项仿制工作的最后一次实验需要购买20元钱的干冰，是由公司党委彭瑞骢书记批给姚树印科研处长，再由姚处长批给101教研组饶用清主任帮助解决的。

1977年由于取消了培养放射卫生专业生的任务以及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等原因，北医党委对工业卫生102教研组的去向做出了“保留名称，人员分配”的决定。1978年2月经本人申请，彭瑞骢老书记等领导的批准，我被调至原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继续这项课题研究，与白云鄂博矿职工医院协作，直到2005年获得该所1965年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8年11月3日，北京市核学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专场学术报告会，由我介绍深入切尔诺贝利事故堆内的考察纪实和应吸取的教训。意想不到的是，在我报告完后发现彭书记坐在头排听完我的报告并大加赞扬。认为用大量照片的方式进行讲演，要比单纯理论来理论去的干讲效果强的多。返校后，我将此事转告了原党委宣传部长张治同志，他当即决定于1998年12月20日晚在原北京医科大学院大礼堂，由我向当时团委举办的团校700名共青团员作了上述报告。结合核事故的教训，提倡学习大庆的“三老四严”作风。

今年是我班毕业60周年。回顾数十年来北医领导对我们教学小组的正确领导、热情支持和帮助，深切感到彭瑞骢老书记是一位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深入到知识分子中、主动关心年青人成长的伯乐式的党的优秀领导干部，是每一名共产党员学习的好榜样。

向彭瑞骢老书记致敬并祝彭书记健康长寿！